中国字体之父——余秉楠和他的“友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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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西文字体，人们通常会想到由瑞士人设计的Helvetica字体、由法国人设计的Garamond字体、由意大利人设计的Bodoni字体、由德国人设计的Futura字体……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也有一套由中国人设计的拉丁字母印刷体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屡获殊荣，它就是由亚洲地区第一位谷腾堡奖获得者余秉楠先生设计的“友谊体”。这套字体是余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设计完成的，1963年，“友谊体”的铜模和铅字被德方作为国礼赠送给中国文化部。然而，这套象征中德两国友谊、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西文字体，却没有像Helvetica等字体那样的好命运——被广泛使用并被誉为经典，它甚至不为国人知晓……这其中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友谊体”的现状又如何？答案将为你一一揭晓！

“友谊体”的由来

1953年，余秉楠先生考入了鲁迅美术学院，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1956年，23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并通过文化部的考试被派往前民主德国的莱比锡平面设计与书籍艺术大学深造。莱比锡平面设计与书籍艺术大学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名校，它有世界顶级水平的书籍设计专业，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余先生一进学校，就被要求先写上几个月的字，也不临摹，就是写。二十六个字母，先写正的，再写斜的，然后写小写，来回的写。结构弄好了，笔形对了，就开始写各种各样的字体。写了五、六个字体以后，结构方法都记住了，别的字体看一眼就可以写了。写着写着就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慢慢就可以设计自己的作品了。

1959年，前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恰逢中国汉语拼音化，他受周恩来总理之托，为中国培养一位能设计拉丁字母印刷字体的留学生，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余先生的老师阿尔贝特•卡伯尔教授，而余先生正是教授眼中能够担负此重任的最佳人选。为了不让余先生紧张，卡伯尔教授没有向他说明原委，但有意识在这方面培养他，并要求他设计一套能满足多种用途的拉丁字母印刷体。

之前艰苦的专业训练成为了余先生创作的完美前奏。在创作这幅字体时，余先生首先研究了古典的欧洲文字传统，把有关罗马大写体的大写字母比例运用于现代的设计稿上，相应的小写字母则像所有的拉丁小写字母一样来自卡罗琳小写体，经处理，与大写字母相适应；之后，他用竹子自制了书写工具，经过无数次的书写练习和探讨，通过一定的笔的按压，从上面的字脚开始到下面的字脚，流畅的字脚产生了典型的中国的特征，一种引人注目的风格。

设计过程中，卡伯尔教授常常在艺术原则上不断给余先生启发，他总是强调字母形体的艺术源泉——自然的书写，并说对这一点哪怕有一时的疏忽，也会使全套字母走了样。值得一提的是，卡伯尔教授还专门为余先生请来了有着五、六十年刻字经验的退休老师傅奥托•艾尔勒，负责具体指导他的设计，艾尔勒老师的辅导令余先生受益匪浅，他充分体会到设计问题到了最后是要解决与技术相关的细节的，而这一点仅凭课堂学习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三个月后，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套正体的拼音活字终于诞生了。在它投入生产的过程中，艾尔勒老师经常亲自刻模和下厂指导，保证了成品达到字稿的艺术水平。这套活字来得不平常，它融汇了上百个德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中德两国人民友谊的结晶。因此，同在德国留学的余秉楠的中国同学们一致给它取了个象征性的名字——“友谊”。

“友谊体”的中国味道

这套字体的初稿完成后，卡伯尔教授很满意，他把它拍成照片，拿给几个不知情的联邦德国设计师看，得到的回答是：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这让卡伯尔教授感到很惊讶。

拉丁字母在中国还是个新东西，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如何使它具备自己的特色并表现中国的民族风格是余秉楠苦苦思虑的问题。在深入思考和反复推敲后，他做出了大胆的尝试：把中国书法中线条流利活泼、含意深远、一气呵成的特点以及中国传统图案纹样结构紧密、富于变化、柔婉而又明朗的精神运用到设计中，使它们与拉丁字母形体灵活地结合起来；同时，在不破坏字形协调的前提下，把K、R的最后一个斜笔和Q的尾巴画成类似汉字的一捺，加强与中国书法的联想。就这样，“友谊体”的中国味道就跃然纸上了。

后来在德国的应用中“友谊体”也被称为“中国字体”。

“友谊体”的应用与成就

1960年，当这套字体在所有细部都达到成熟时，产生了用9p和28p大小的字体印刷的第一批印刷品，其中有十分优美的《毛主席诗词》，它有汉语拼音文字和德文两个版本，并与书法的原文相对应。

随后余先生又为这套正体设计了斜体，它同样产生于竹笔书写，与直立的正体组成良好的配套字体。之后，这套字体获得了“德国当代最佳印刷字体奖”。在文学书籍、艺术书籍和儿童书籍，还有一般印刷品上的大量应用，证明了它是一套成功的字体，经历半个世纪而没有丧失它的魅力、表现力和易读性。

1989年，余秉楠荣获德国莱比锡市政府颁发的“谷滕堡”终生成就奖，获奖评语是这样写的：“为表彰在书籍艺术的教学、创作和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 特别提到的是他曾经设计的“友谊体”。作为第一套由中国人设计完成的拉丁字母印刷字体，“友谊体”的成就及国际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友谊体”的坎坷命运

1963年，也就是余秉楠回国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年后，在莱比锡大学的一次隆重的仪式上，作为赠送给中国文化部的国礼，德方把“中国字体”的铜模和铅字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这套字模和铅字存放在当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在已经改名叫语委——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不久，“文革”开始了，这套字体也就一直没怎么派上用场。“文革”结束后，余先生前去寻找，想把这套字体要回来用于教学，但遍找不见。

1986年，余先生的导师卡伯尔教授要来中国讲课，听说这套字体流失了，他特地从莱比锡平面设计与书籍艺术大学的工厂中又找出这套字体的铅字，连同用它印刷的书籍《毛主席诗词》一起带来中国，与民主德国驻华使馆的大使一起赠送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存放于学校的印刷厂供教学使用。

80年代末，学校将印刷厂设备卖给了一家县里的印刷厂，其中也包括“友谊体”。得知消息后，余先生和同事一起赶到那家印刷厂，可那些铅字正被放在火里融化，他们抢回来了一部分，但有些已经毁掉了。追回来的铅字存放在学校的地下室里。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到清华大学，在后来的搬迁中这套铅字再次丢失，现在已无从查找。

1990年，德国的德累斯顿字体艺术铸字厂决定把“中国字体”数字化，工作启动不久，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就统一了，工厂被原联邦德国的企业家收购，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命运坎坷的“友谊体”在国内基本没有用过，更别说为国人所熟知了。

“友谊体”的现状

怀着最后的希望，余秉楠先生把“友谊体”的设计原稿交给了国内最大的字库厂商——北大方正。接下这套有着特殊历史意义和极高艺术价值的字体原稿，一股强烈的民族使命感驱使着北大方正，他们决定不遗余力的做好这款经典字体的数字化开发，使其发扬光大。

在国外，这类工作被称为“经典字体复兴”，字体设计界赫赫有名的Adrian Frutiger、Hermann Zapf、小林章目前都在进行字体名作的改刻工作。改刻工作要保留字体原来具有的字形和魅力，将其从活字印刷时代的铅字技术的制约中解放出来，重新去适应数字化的要求，在数码环境中再现。改刻工作的目标是复兴我们的经典。

负责“友谊体”数字化复兴工作的是北大方正的高级字体设计师——何媛，此前何媛为方正字库的数十款经典、个性化字体设计了配套的西文字体。刚拿到余先生“友谊体”的字稿时，何媛还以为将它数字化会是个轻松的事情，只需对扫描后的字母进行数字化调整即可完成工作，可是在实际的处理过程中，何媛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的多。首先，此前的字稿是手写的，一整套字写下来就难免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对此，何媛利用数字化设计技术对整套字体进行了系统规范，并对一些字型进行了优化；此外，在之前的设计中，余先生有很多想突出表现的笔形特点却由于手写的限制没能一一呈现，在这次的数字化设计中，何媛实现了余先生的初衷。

每设计完一版，何媛都会给余先生过目，考虑到余先生年事已高，何媛多次去余先生任教的清华美院，与老人家面对面讨论修改细节。余先生是个要求尽善尽美的人，他经常给何媛提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建议，比如“m和w的左方内白要比右方内白小一些”、“小写u应该比小写n窄些”。正是这一个个的小建议，才使得数字化后的字体完整的保留了原字稿最本质的风格特点。

历时2年多、历经几十次复原性修改，数字化的“友谊体”终于在2012年设计完成了，即将要跟大家见面的这款字体被命名为“方正秉楠体”，它也是方正字库的第一款西文字库。

字体设计前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余秉楠先生因冠心病引发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于2020年9月24日下午4点45分逝世，享年87岁。